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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背后的利益之争  

2010-06-05 23:36: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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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2月16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宣布“电摩国标”暂缓实施,这条刚刚出台5天的“国标”在巨大的争议声中被紧急叫停。该标准规定,整车重量40公斤以上、时速超过20公里的电动自行车,将划入机动车管理。电动自行车企业随即指责,该标准为摩托车行业协会主导制定,是其借制定国家标准之机抢占电动车市场。作为此事件的风暴中心,中国国家标准的主管单位: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才真正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国标委:中国国家标准的大管家

     

国标委:质检总局下属的事业单位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标准化管理局)成立于2001年10月12日,为国家质检总局下属的事业单位。国务院授权其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主管全国的标准制定修订等工作。国标委下设多个专业标准委员会,不同行业的标准由不同的分标委组织制定。
每年年末,国标委会通知各分标委,要求上报年内需要制订的国家标准,汇总后上网公布,若无疑问,就给制订标准项目立项编号。然后由分标委根据项目,通知组织相关技术归口单位和企业,组成项目工作组,进行标准的起草。标准文本通过征求意见稿、送审稿,形成报批稿,通过标委会上报给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待审批发布。
现有国标:23843项
中国的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标准和推荐标准,保障公民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其余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国家标准的代号为“GB”(“国标”的拼音首字母),后跟发布年份。
按照标准的适用范围,中国标准体系分为四级:一是国家标准。就是由国标委组织制修订和颁布的国家标准。二是行业标准。主要由国务院有关部委组织制定,在一个行业领域里指导加工生产的行业标准。三是地方标准。各地根据不同的地理、生活情况,围绕地方经济建设制定一些相应的地方标准。四是企业标准:企业自行设定相关标准,用于规范其生产活动。截止到2009年6月30日,中国共有国家标准23843项,备案行业标准有39686项,地方标准有14142项,企业标准大致有120万项。

      

       国标起草:由龙头企业主导

       从来源来看,中国国家标准的制定实际都是“拿来主义”:一种来源于国外,即将其它国家和国际上通行的标准翻译成中文,做适当的修改,成为国家标准;另一种来源于国内企业,即将国内技术领先的企业所实行的企业标准修改后用作国家标准。

      

净水器国标:沁园集团牵头
以净水器企业为例,国标委根据标准制修订计划,分派《家用及类似用途净水器》和《饮水机专用净水器》国家标准的编写工作给国标委下属的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随即成立净水器及其系统标准化工作组,并任命饮水机制造企业沁园集团为工作组组长,工作组设在沁园集团所在地浙江省慈溪市。
随后,沁园集团牵头的标准化工作组收集和整理国际上净水器及其系统的通用要求、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净水器的标准;组织成员单位学习和熟悉净水器及其系统的国际、国内相关标准;成立标准起草专题组,立项各个净水器分标准。
标准草案完成后,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召开标准审定工作会议,对上述两个国家标准草案进行审议,通过后向国标委报批,最后由国标委批准发布。
乳业国标:伊利、蒙牛两大集团主导
2009年7月,《杀菌乳安全标准》等三个乳业国家标准开始公示征求意见。据事后媒体披露,三个乳业标准,均由伊利蒙牛两家乳业巨头主导起草过程,该标准酝酿过程中,从形成初稿到三稿,除伊利蒙牛外,其他乳制品企业均不知情。此消息一经媒体报道,立即在乳制品行业内引起轩然大波:以常温奶为主的蒙牛,主导制定低温巴氏奶的行业标准,而以该产品为主打的光明、三元却没有资格进行巴氏奶的标准制定。
在中国商界流行着这样的说法“二流企业卖产品,一流企业卖标准”。当由生产常温奶的企业来主导低温巴氏奶的标准时,相关企业可以将自己的生产优势融入到标准中,从而在源头上打击竞争对手。当乳制品行业的标准由生产常温奶的伊利和蒙牛来决定时,他们所制定的标准将会利于生产常温奶,而不是低温巴氏奶。
面对质疑,伊利有关负责人称,伊利仅仅是照章完成起草任务,其余工作由国家相关部门而非企业组织实施。而蒙牛集团新闻发言人则表示,三大标准的起草,其实是国标委托付的“命题作文”。

      “国标”为何由企业来制定?

      

标准老化严重,国标委难以应付
事实上,中国目前的标准老化问题非常突出,我国现有的2万多个国家标准平均标龄为10.2年,而国际标准的平均标龄只有3.5年,目前将近一半的国家标准因严重老化变成无效标准,大规模另立新标的要求十分迫切。同时,中国的标准制定速度普遍较慢,每个国家标准的研制时间平均为4.5年。不仅如此,在国标中,高新技术产品标准也很滞后,新兴产业标准极其缺乏。国标委由于资金、人员、专业覆盖面等问题,单靠其自身力量,很难独立完成上万个国家标准的制修订。为此,国家标准的制定通常由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业承担。
2006年6月22日,国标委主任在河南郑州召开的全国标准化自主创新座谈会上紧急动员10个中部省份的质监部门:“尽快组织本地区企业参与到国家标准的制修订中。”会上,国标委宣布实施“标准战略”:用三年的时间,拿出数亿元的资金,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制修订1万余个国家标准。
地方政府鼓励企业争取话语权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强力推动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并视其为企业竞争力和实力的标志,通过制定标准谋求行业“话语权”。2005年12月22日,江苏省江阴市相继出台《关于实施技术标准战略的意见》、《关于实施技术战略的奖励意见》,对企业承担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分别一次性奖励30万、20万和10万元。据《科技日报》报道,江阴市委市政府随后召开了技术标准推进会,表示将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投入等方面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和标准申报的宽松环境。随后,江阴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易海红向媒体表示,实现技术标准战略的关键是要让企业成为制定标准的主体。让江阴的企业在技术上的实力转化成标准的优势,赢得话语权。

 

事实上,中国历次国家标准之争都蕴藏着同样的逻辑:企业争夺相关行业的标准制定权,通过制定标准追逐利润。其实,企业对利益的追求本无可厚非。并且,同样是由企业制定标准,美国由于其以市场为基础的分散化标准体制,使得每个行业和产品都存在多个可行的标准相互竞争,最后由以美国国家标准学会为代表的民间机构挑选认证,确保了标准的公正和有效。遴选方式以及制度设计的细微差别,却导致最终结果的南辕北辙。相比标准背后的利益争夺,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标准制定背后的制度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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